「我是急診醫師,在急診端,第一時間一定要扛下來。」台北慈濟醫院急診部主任楊久滕說,「急診永遠不會拒絕病人,只要病人有需要,我們一定接。」
二○二○年,大家隔岸觀火,但隔年五月雙北疫情來勢洶洶,「疫情大爆發的頭五天,病人塞爆了,只要懷疑感染的病人,都送來急診,但我後線開不出去,病人塞爆急診。」
專責加護病房的床位早已滿床,有些病人還等不到病床就直接在急診插管了。「不論疑似的或確診的,病人一直來、一直來,真的是叫天天不應,叫地地不靈。」楊久滕描述著雙北疫情高峰期的窘迫。
困難更在於,過去問診時,針對旅遊史、接觸史的疫調,是怕病人不敢講、沒有老實說;但現在不同了,「不是他不告訴你,而是他無從告訴你,他連自己怎麼感染的,都不知道。」楊久滕說,所以「每個病人都要懷疑」,因為TOCC(註2)不準確,已經爆發社區感染了!為了守住醫療量能,避免院內感染,所有進入急診的病人都必需先快篩、再治療。
楊久滕同時也是衛福部臺北區緊急醫療應變中心的副執行長,讓他最感揪心的是,「如果看上去像是中風、心肌梗塞、重大外傷,是不是應該先穿好防護衣先去救他,而不是確定他不是確診者才去救他?」但是醫療量能有限,為避免交叉感染,幾乎每家醫院的流程都必須先等待篩檢結果,再執行治療步驟,所以這類病人因為新冠肺炎,生死總在千鈞一髮之際。而當時還有另外一項困難:「快篩不準、篩檢不快」,較為準確的PCR 篩檢最快也要四小時,「但中風、心肌梗塞的病人,得在半小時到一小時內就要趕緊治療,黃金時間都被耗光了,非常緊張。」楊久滕說。
急診診間裡有位病人心絞痛,正在等待篩檢結果,醫師比他更心急,快快快,催問著篩檢。好險結果是陰性,趕緊送去做心導管手術。病人做完手術回來仍處於急性觀察期,原本該後送內科加護病房的,只是疫情排擠到其他疾病量能,一般加護病房降載減床,也沒有床位了,便直接留在急診觀察,所幸病人度過急性期,安全順利的轉進一般病房。
這類心肌梗塞的病人,最好的處置是做心導管、氣球擴張術及支架放置術;另一種處置則是打血栓溶解劑,但打了行不通還是得做心導管手術。楊久滕說,但是臺灣沒有幾家醫院設有負壓心導管室,疑似確診病人在篩檢結果未明前,只能等等等,所幸台北慈濟醫院沒有病人因此出事,「我們得到的消息是,那段期間也很少有病人因而受難,這是非常幸運的。」
註2
TOCC 意指病人風險評估表,包括旅遊史(Travel),職業別(Occupation),接觸史(Contact),及群聚史(Cluster)。
台北慈濟醫院的急診團隊近百人,有兩間負壓隔離病室,過去只有一、兩位「接觸確診或疑似病患」的醫護需要換上防護衣裝,但疫情爆發後,每位醫護都得全程穿上防護裝,急診一個班別十二小時,辛苦可想而知。醫護更需適應的是,帶著口罩、防護面罩、雙層手套,讓所有急救操作更不順暢,面罩一起霧時更難上加難,後來院方提供防霧面罩,也讓醫護更順手。醫院為了保護同仁,已預先設置男女盥洗室,讓同仁下班沐浴後再安全返家。
「急診的同仁都是自動自發出來的,沒有人退縮,因為我們是最熟悉前線的,保護自己、保護病人、保護醫院,是我們的責任,坦白講,這樣也保護了我們的家人。大家是同船一命、同島一命。」
台北慈濟醫院火力全開,沒日沒夜加速開設專責病房,總算隨著病房開張、承接「加強版防疫旅館」,大大緩解了急診緊繃的壓力。但另一方面,原本戶外檢疫站,民眾採檢完,要等快篩結果後才離開,但在人潮壅塞時,卻無處可等,下大雨時更糟;需要打點滴的疑似病人也沒地方施打。為此,慈濟的營建團隊趕緊來協助將戶外檢疫站升級;六、七月更在停車場區搭建鐵皮屋,內設空調,確診病人或疑似確診病人有五間觀察室可以施打點滴、抽血、檢查;再加上獅子會捐贈的日立負壓隔離艙可急救插管,讓台北慈濟醫院有了較為完備的戶外醫療站。
科技輔助教學
第一線醫療人員面對確診病人的壓力,外界其實很難體會,要如何降低臨場緊張感,通常只能靠「不斷演練」。值得一提的是,從二○二一年三月到六月,台北慈濟醫院的教學部、急診部與宏達電的智慧醫療部門DeepQ合作,成立「VR 醫學模擬訓練中心」,透過最新研發的虛擬實境負壓隔離室、發燒篩檢站,以VR 來訓練醫護人員的實作能力。
楊久滕認為,醫護若不夠熟悉,進到臨床現場很可能被感染,再加上面對確診病人的心理壓力等,難免忙中有錯,「但是透過虛擬實境的﹃模擬教學﹄,就能提前讓醫護熟悉現場,降低真正進入臨床的緊張感,VR 模擬訓練也在這次疫情扮演了關鍵角色。」
「災難應變,永遠是要發生事情,才會進步。」楊久滕深信,疫情底下大家共同學習成長,也留下了深刻省思與寶貴經驗,朝著精進之路繼續向前。
本文摘自心靈工坊《疫起面對,我願意!:新冠蔓延下的人物放大鏡 慈濟醫療以愛戰疫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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